余南平
美女自慰-美女自慰喷水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价值链、新技术革命与国际关系变迁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
注:本期简报根据美女自慰-美女自慰喷水 余南平教授于2025年11月7日在第38期人大美研学术报告会上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本次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主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李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希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扬老师担任评论人,另有五十余位校内外学生参加报告会


讲座现场
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美科技竞争
当前时代背景有两大特征:一是中美大国博弈。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博弈不同,中美两国合计占全球近半数经济体量,双方的博弈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关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方向;二是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处在快速渗透和扩散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业界存在对人工智能产业泡沫的担忧,但人工智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杰森·弗曼(Jason Furman)一项研究发现,剔除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投资开支,美国2025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0.1%。历史证明,对技术持保守怀疑态度者,终将被时代所淘汰。尽管人工智能革命的图景尚未完全清晰,但只有积极投身其中的先行者,才有可能穿越泡沫、最终胜出。
技术与权力具有天然关联性,历次技术革命均重塑全球权力格局。蒸汽机的问世缔造了日不落帝国,电力与信息技术则铸就并护持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冷战时期,美苏对峙实际上是一场人口市场规模和制度创新机制的综合因素较量。苏联的失败与其狭小的人口-市场规模和封闭的计划经济生态密切相关,较小的人口-市场规模意味着较高的技术应用推广成本;而彼时的美国以开放的技术迭代生态,完成“计算机-软件-互联网”的三级跳跃,巩固了在金融、信息和文化领域的多方位优势。将此逻辑引伸至当下中美博弈语境,中国拥有14亿人口构成的庞大市场,而如何盘活国内大市场与瞄准国际“大市场群”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美博弈的重要命题。
新一代人工智能革命将国际竞争的焦点从传统制造转向数据规模、算力密度与算法效率三大核心领域。其一,数据成为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资源,拥有足够的数据语料与应用场景,才能训练出优质的模型。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占有数据优势,但后续进一步开放所需的数据清洗、脱敏等系列问题尚有待解决。其二,算力设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基建。美国在算力领域深度布局并遥遥领先,以英伟达为代表的高端芯片厂商支撑了美国的算力根基,除此之外,美国还将高端芯片工具化,以批准高端芯片出口作为巩固盟伴体系的招式之一;而中国在算力领域的劣势是过去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分工所自然形成的,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抛弃自由主义,再桎梏于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分工已然无益。其三,算法成为当前时代的直接生产力。在美国深耕算力优势,扩建数据中心的同时,中国依然能够通过算法优化,在算力受限的限制下实现“DeepSeek式突围”。
当前世界瞩目的颠覆性技术除了通用人工智能,还包括量子科技与可控核聚变。三者可互相赋能,形成融合性产业生态。具体而言,量子计算能够突破信息处理极限,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指数级算力支持;可控核聚变则解决能量的终极供给,大幅降低算力成本,助力规模化产业应用;而通用人工智能重构智能生产与应用方式,并为量子科技与可控核聚变实现更精准的控制与优化。在大国竞争中,他国战略倾向的抉择逻辑并非锚定当下的领先者,而是押注未来战略性产业主导力量,而战略推进的时效优势直接影响各国对未来核心引领者的预判。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大国博弈已然升级为技术生态演进速度的竞争。
囿于高昂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空心化,美国寄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破解生产落地能力短板。人形机器人兼具全天候作业、低误差、可规模化复制等特性,生产效率显著优于人类劳动力,且边际生产成本将随技术迭代持续下降。一旦闭环成型,美国实体生产能力或将突破人力与时间限制,衔接其发达技术供给,推动应用场景规模化拓展。但当人形机器人普及之际,失业、群体分化等社会问题也将催生新的社会治理挑战。
当前中美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呈现出两套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技术路线上,中国倡导开源共享,推动技术普惠化,而美国依赖高算力硬件和闭源大模型形成技术壁垒;在产业应用上,中国通过“人工智能+”战略深度融合中国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规模优势,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创新模式,而美国以资本驱动为主,主要服务于生产服务性行业;在规则治理上,中国倡导多边协作,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制定,避免技术垄断,而美国则通过技术联盟与出口管制巩固其规则主导权,意在强化全球对其技术生态的依赖。
未来的人工智能治理图景,并非中美模式的截然分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其难以被单一模式束缚,而会形成交集共生的应用格局——应用者可基于不同领域的任务需求,自主调用多元模型。模型间彼此嵌入,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壁垒,这将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对话与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来源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原供稿|肖思航
编辑|戚珮瑶
